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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 - [NGO]
2007-03-23
加强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 2006年12月12日 总项目名称：“中国的公民社会与环境治理项目”项目资助者：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总项目执行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总项目协调机构：北京富平学校 本项目名称： 加强中国环保NGO与媒体的合作本项目执行机构： 绿家园志愿者本报告执笔人 绿家园志愿者 刘海英
目录前言 一、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情况1、媒体对环保NGO的作用2、媒体对中国环保NGO的重要性和特殊性3、环保NGO对媒体的重要性4、中国环保NGO发展进程中的媒体作用5、目前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关系的特点6、决定不同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的需求因素二、合作意义及媒体的作用1、环保NGO可以利用媒体“放大器“的作用：促进公众参与2、传话筒，游说功能（政府、NGO、媒体）3、促进NGO合法性的建立4、获得更多资源（经济及其他）5、对NGO起一定的规范作用三、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及问题（一）外部原因1、NGO的公益性与媒体双重特性的矛盾2、NGO成为潜规则破坏者和牺牲者3、可能冲撞政策法规（二） 内部原因1、工作不扎实，为秀而秀，令媒体反感2、沟通不畅造成信息失真与曲解3、缺乏策划，被动接受媒体4、议题的重要性与长期性和媒体的求新、求异的矛盾5、NGO的工作内容不具有新闻性6、媒体报道的不均衡性四、促进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的具体思路和经验1、不能为项目而项目，要真正关注民生2、做好自己的功课——专业，权威，扎实3、在现有空间下找到合适的新闻视角4．知道不同媒体的不同需求5．明了自己的意愿6、把自己意愿和媒体需求结合7、长期项目如何让媒体保持关注8、如何建立和维护媒体网络9、如果应对不可抗拒的传播不畅10．充分利用因特网，拓展新的传播空间五、推动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的行动建议1、实施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培训2、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3、编制媒体工作手册 致谢 前言 本报告是“中国的公民社会与环境治理”项目之一——“加强中国环保NGO与媒体的合作”项目的报告之一。依据“中国的公民社会与环境治理项目”总目标，旨在通过研究中国环境NGO与媒体的合作需求、成果以及尚需解决的问题，为将来中国环保领域的NGO与媒体的合作提供基础信息、合作建议，促进中国公共空间的发育和成熟，从而提高公民社会在中国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 报告采用深入的个案访谈、座谈会、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参阅了大量图书资料，网络文章和相关机构网站等文献，并参考了绿家园10年来的研究成果。本调研和访谈的对象主要是已进入稳定发展期（这里所指的稳定发展期是指NGO有自己清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与媒体有合作经验并对与媒体合作有需求的NGO以及长期以来与NGO有合作关系的媒体。为了进一步验证分析内容及结果，我们也访谈了与媒体合作经验不足、对与媒体合作持拒绝或疏远态度的NGO。需要说明的是，在调研和访谈对象的选择上，除了考虑机构发展阶段外，也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机构性质上的差别，如国际环保组织与国内环保组织、注册与非注册组织；（2）机构规模的差别；（3）机构工作内容上的差别；（4）地域差别，如全国性与地区性环保组织。本次深度访谈的对象中，NGO有30家，媒体14家。11月15-17日在北京举行的“加强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研讨会，有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环保NGO 和媒体近60人参加了会议。本报告定稿充分吸收了会议讨论内容。 调研发现，总体来看，中国环保NGO当进入到稳定发展阶段后对与媒体合作有很大需求，但在实际合作中还有很多盲点和困难。本报告汇集了比较丰富的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的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为今后双方合作提出了建议以及行动方案。 本报告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进行了概要性的描述和总结；第二部分阐述了双方合作的意义及作用；第三部分总结了在特色国情下环保NGO与媒体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有助于推动双方合作的经验和建议；第五部分针对双方合作，提出了未来行动方案。
一、 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情况 1、媒体对世界环保运动及环保NGO的作用 世界环保运动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参与，而对公众的教育和动员，媒体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媒体是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公众了解这个世界并发表意见，几乎都是通过大众媒体来完成的。在西方已有的研究中，将环保运动称为信息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换言之，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西方环保运动。就媒体而言，媒体天性就是要寻找那些刺激的，比如传奇、丑闻，灾难，警醒的事件，而环境领域总有这样的素材可以提供。1971年世界著名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Vancouver)成立，绿色和平独特的非暴力主义的工作方式，强势而卓著的媒体工作，使环境保护在大众媒体的眼中，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NGO都接受媒体采访，向媒体提供环境信息，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获得更多公众支持，影响当局政策。随着因特网的发展、普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保护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网络运动。这一特点更加凸现了大众传媒的参与、传播作用。 2、媒体在中国环保NGO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的环境保护肇始于世界环保运动蓬勃发展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最初的环境保护是由政府发起并执行的。当时比较引起关注的环境问题是乡镇企业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等，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公众参与。 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环境NGO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1994年3月31日， 自然之友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团体诞生。1996年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相继成立，10年来它们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或影响公众决策的制定，推动公民知情权意识的提高。环境NGO的发展是和中国当时的宏观背景分不开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被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中国的现状变得异常复杂。同时，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过去的总体性社会（孙立平1994）进入了多元化的社会。国家不再独掌资源，为NGO的发展准备了人才、物质和制度基础。 媒体也进入了市场化改革中，财政拨款减少或完全自筹经费。媒体要上下兼顾，上要遵守新闻纪律，下要讨受众喜欢。 媒体已经不再是大一统的“喉舌”模式。不再直属于党政部门的商业性报刊，逐步争取到了较广的空间来反映多元社会群体的诉求，还出现了NGO和广播电视合办的节目或栏目。互联网络更是一个发布、交流信息和形成舆论的平台，NGO在这个新媒体中并不是注定的弱势。（冯媛 2005）这个期间，由于媒体的积极参与和报道极大地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和NGO的成长，启蒙了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 案例一：媒体促动使保护藏羚羊一度“柳暗花明” 1996年起，一些“自然之友”的会员到可可西里地区搜集有关藏羚羊的信息。1998年，“自然之友”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等几个世界性非政府组织的北京办事处以及香港的几家组织，针对藏羚羊问题进了多次会谈，探讨如何支持救助藏羚羊的行动，并听取了香港有关机构的意见。但是由于缺少政府的参与，没有达成可行的行动计划。而后，“自然之友”改变了策略，在1998年9月，“自然之友”和《中国林业报》联名邀请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到北京，其路费、在京的食宿和活动由“自然之友”负担和安排。在“自然之友”的多方努力下，扎巴多杰得以到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并访问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自然之友”还安排他和媒体见面，并协同高校的环保组织在北大、北林大、北轻工等高校组织了多场报告。1998年10月，“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在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时，向他提交了一份要求英国制止其国内非法藏羚羊绒贸易的公开信，要求他支持中国对藏羚羊的保护活动。次日，布莱尔即回信表示同情和支持。扎巴多杰的北京之行和布莱尔的回信激起了国内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大量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参与到保护藏羚羊的活动中。1999年2月，“自然之友”就保护藏羚羊问题给国家林业部提交专门报告。这些活动都直接促成了国家林业部于1999年4月发起的旨在打击偷猎活动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然而，由于地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达成一个持久的行动。1999年8月，17位曾经在可可西里实地采访过的记者联合上书当时主管环保的国务院副总理，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藏羚羊。2000年初，环保志愿者组织“绿色北京”联同多家商业网站组建了“保护藏羚羊网络联盟”，到2000年底，共有150余个网站加入了这个网络联盟。（赵秀梅2005） 从以上案例看，开始的行动中、政府和媒体缺席，应者寥寥。随后自然之友改变策略，与媒体合作，引起反响。第二波是以英国首相回信为由头，掀起再一次的媒体报道潮，直接促成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行动。第三轮是记者联合上书，第四轮是绿色北京以网络的形式形成网络联盟。在以上四个环节中，若把网络算做是第四种大众传媒，有三个环节媒体都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记录者。尤其是第一次，因为媒体的参加，扭转了事态的方向。 2003——2005年，中国环保NGO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的环境保护大多停留在所谓的老三样：种树、观鸟、捡垃圾。但从2003年起，在关于水电开发的争议、圆明园防渗漏工程事件、北京动物园搬迁等一系列环保事件中，环境NGO走进公众视野，进入了公共决策方面较为重大和核心的领域，提高动员了社会参与能力。 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媒体不再仅仅是支持者，同盟军，而是直接参与者。媒体和NGO 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中国NGO发展历史上，“怒江保卫战”定是要留下一笔的。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在流经西藏和云南全程2020公里之后，进入缅甸和缅泰边境称为萨尔温江（Salween）。怒、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在滇西北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区内并流而行，人们称之为“三江并流区”。2003年7月， “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在同时，2003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计划在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毗邻的怒江干流修建13座大坝.。国内环保NGO，如云南大众流域、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偕同有关专家等提出建坝应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召开听证会，尽量减少对环境生态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2004年3月，温总理以“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一纸批示，回复了国家发改委呈递的怒江水电十三级开发规划。围绕怒江开发在社会上引致的公开争论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案例二： “建坝事件”中媒体传递的信息及作用木格错、都江堰、怒江水电工程都不是中国的第一座大坝，但它们带来的争论此起彼伏，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引发社会各种不同声音，特别是媒体的关注程度，继三峡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的两位记者在四川林业厅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四川贡嘎山中的两个高山湖泊木格错、仁宗海采访时得知，这两个被当地藏民称为神湖的地方即将修建大坝。仁宗海在环境影响评价没有被通过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了前期准备，砍树修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四川冷杉被大面积砍伐。木格错还未动工，但当地的藏民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地上书国家总理温家宝。2003年初夏，在非典疫情还未解除的情况下，温家宝看到当地群众的来信后批示立刻请环保、水电和工程相关部门对木格错生态环境进行重新考察。]当地群众得知将建坝后，给总理写信的消息经媒体后，引起了国内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当地群众也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这两个记者，同时也是NGO的负责人。2006年11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停止修建木格措水电站，今后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也是2003年的6月，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修建紫坪埔大坝的基础上，正在积极筹备再修建一个反调节水库，杨柳湖水坝。这个消息经记者披露后，立刻引起媒体的高度重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内外180个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2003年8月29日召开的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四川省省长张中伟说：“省政府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前后仅几分钟时间，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保卫都江堰”行动告一段落。有关怒江能否建坝的争论，从2003年7月消息公布以后，一直是媒体关注的交点。三年来，在围绕一些工程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即媒体给人的印象就是“反坝”，甚至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不少人怀疑大规模建大坝就是与媒体的宣传有关。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中，媒体的作用、职责和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对有关建坝的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 对拟建的大型工程从一味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第二、内容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的争论。第三、传递新观念。第四、呼唤公众参与。近一步的分析说明：一些媒体对某些项目置疑和审慎的态度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们是通过这些具体案例，呼吁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它们看到了大型工程建设应该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它们特别强调不应再忽视公众的参与。这些声音早已不限于对某一两个工程的利弊的探讨，而是提出了怎样使决策程序民主化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这是一层更深的、充满着对社会进步的敏感的信息，更是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和科学发展观的呼应与支持。例如：媒体在广泛而深入地报道圆明园听证会后，呼吁西部水电开发也应该召开有利益相关群体参加的听证会。《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在“大坝建设应在阳光下决策”一文中说：“……要避免水坝建设滋生腐败、破坏环境、侵犯移民利益、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损害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把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阳光下，让决策者看清楚，让公众看清楚”。 公众参与的关键是知情，特别是需要“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传媒的社会监督作用。（摘自汪永晨《西部江河开发与公众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环境NGO不但召集会议，举办各种活动，为媒体提供素材和线索，而且能够组织记者前后两次亲历怒江采访，还起到了帮助记者提炼重要信息的作用。这些报道和活动，对于以往媒体上一惯的“一边倒”的声音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不同声音呈现在媒体上，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多样化，多角度化的情景。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真正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是将有关建坝争论的多种信息而不是只将一种信息传递给公众；是在鼓励一种对公共事物平等讨论、多方参与的新决策机制。 3、与其他国家相比，媒体对中国环保NGO更为重要的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媒体对中国环保NGO更为重要，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的。著名学者秦晖分析现代NGO产生的根源时认为，在西方这是一种后现代现象。他认为中国NGO的出现，在时间序列上和发达国家不一样。我国的第一、第二部门都还在形成中，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规范市场都还在形成中。 NGO的职能也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促进公民自治意识的产生发育，与第一、第二部门形成互补。因此，这三个部门的改革在中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自治化是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因为这个特殊性，也就是其他方面，如法律、行政等的不完善，环境NGO过多地依赖媒体，成为一个中国特色。 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时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环保NGO之一——“绿家园志愿者”（以下简称绿家园）的召集人。在中国近年来重大的环保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她活跃的身影和文章。她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记者还是环保NGO的？” 汪永晨认为，中国环保NGO开始就跟媒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从国际视角看已经不太正常了，但在中国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国外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解决很多环境问题，美国70-80％的问题是通过法律解决的，但是我们只能在很大程度依靠民众，我们的领导层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声音之大可以促使官员解决问题而不至于忤逆民意，因为NGO自身没有话语权，不可能到处宣传，但是可以通过官方的媒体做动员工作。当然做的过程中必须有理有据，要扎实。天下溪咨询中心的负责人梁晓燕，曾是媒体资深编辑，也是中国最早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四个发起人之一。她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环保NGO与媒体的关系较为特殊，这个特殊的关系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下才凸现出来的。她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个特殊性： 第一特点是，环保NGO的社会动员手段特别缺乏，与媒体合作成为环保NGO主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工作手段。在一个大众参与机制相对健全的国家，一个组织的社会动员手段有多种，当NGO发起一个议题的时候可以用倡导的手段、反对手段、遏制手段等，但是现在中国其他的手段都不容易使用，因此只有与媒体合作，通过媒体去放大NGO声音，这点可行性更大一些。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陆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行政化色彩。NGO提出环境问题，揭露一些环境案件，以及一些环境问题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中国解决问题的途径高度行政化，而中国的媒体是有行政级别的，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惊动上一级的媒体，通过上一级的媒体发布给上一级的政府，形成干预的动力，这时候问题才容易解决。尽管很多环境问题都是地方性的，但是很多地方媒体参与困难，这就会有全国性或者中央性的媒体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的媒体不仅仅只起公共舆论的作用。就因为媒体是有级别的，他在不同级别的媒体可能起到的作用对行政权利构成约束和影响，这也是媒体和NGO互动非常多的原因。第三个特点是，媒体能够为环保NGO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方面提供相对特殊的渠道。中国环境报记者熊志宏是中国最早的环境记者，她谈到媒体因为特殊的工作特性可以为环保NGO提供特殊的沟通渠道。尽管中国很多东西无法通过媒体传播出去，但是很多媒体都有内参，报道不出去的媒体会考虑该送达到哪里去，比如是送国家环保总局还是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它有各种渠道，也能发挥作用，比如法律问题可以解决。很多记者因为职业关系有很多人脉，交了记者朋友也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得到一些意外的帮助。第四个特点，媒体也满足了不同工作内容的环境NGO的不同需求。 世界自然基金会是最早进入中国开展项目的国际环境NGO之一，它和企业和各地、各级政府部分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该机构的媒体官员说，与媒体的合作，还可以促进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些合作伙伴事实上也需要媒体宣传他们所做的，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我们的项目。 而对于专业性很强的NGO的工作，媒体的报道，也有普及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专业性比较强，比如，涉及到环境维权的活动，所以跟媒体的合作，一方面的推广了中心的项目，另一方面提高机构的声望，更重要的是，起到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公众的法律意识，以及公众以法律的手段维权的意识，同时也是为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因为媒体报道以后可以扩大它社会的影响，也可以监督污染企业的行为，还有监督政府和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行为。 4、环保NGO对媒体的重要性 从媒体角度来看，与环保NGO的接触与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在：第一，媒体的工作策略需要有民间视角，而环保NGO的声音正代表了民间声音，这是促使两者合作的有力因素之一。这与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角色相关。媒体本该作为中立的第三者平衡报道，比如他可以报道政府的态度怎么样，企业的态度怎么样，但对于一个媒体人员要报道一个社会问题，他还要取一个民间视角，因此必须和NGO发生更多的联系。媒体人员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发言。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同时他也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不仅仅是靠媒体人员承担，但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比如作家等越来越少承担这个角色，在普遍知识分子职能萎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员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媒体工作者，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其实记者是不得已，他们必须充当这两个角色。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也曾经被称为中国最有良心的媒体。近年来报道了很多影响重大的环境事件。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刘鉴强，曾被提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他从媒体角度指出，虽然环境NGO需要媒体的扶持，但是媒体的生存环境也是非常虚弱的，这个虚弱体现在若没有强大的资源，一个记者在媒体中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很多有影响的媒体都是市场化的，竞争非常激烈。此外，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发现，记者要拿到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做环境调查报告的核心信息源从哪里来？你必须建立一个很有力的关系网络，比如环保局之类的。但能拥有这样资源的大多也是诸如新华社这样的媒体。因此，媒体记者也需要环保NGO的支持。 宏观上整个中国媒体面临的信息封锁是主管部门，所以媒体找不到独立可信的信息源。以前都是找受害者，但受害者往往把自己的情况夸大，不能反映事实，往往矛盾的两方都不可信，他必须要找一个中立的第三者，而NGO的社会角色是公正公立的，说话就有力量，所以媒体要经常采访NGO。 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记者苏京平也认为，媒体特别希望有内线提供线索。比如污染问题，哪儿发生破坏问题便于媒体能及时暴光，这是记者最愿意干的事情，而且非常希望自己的媒体成为这方面的独家报道。而且记者非常愿意出现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通过各种方式把情况及时报道出去。 第二，媒体通过与环保NGO合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资源，包括人际关系以及专业方面的知识。经济时报的陈宏伟说，NGO也给媒体提供了人脉网络资源。比如环境记者沙龙，能源记者沙龙，给他们提供了认识同行和专家的机会。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同时也是环境NGO绿岛负责人，她认为NGO和媒体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是共同的，NGO可以给媒体提供一些帮助，比如组织会议等。又如，媒体与绿色和平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合作，绿色和平能够为媒体提供与转基因有关的各种专业知识和信息。媒体不是环保问题专家，有关环保问题的专业知识在与NGO合作时，需要NGO提供。 5、目前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关系的特点 目前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关系，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 借重媒体是环保NGO的重要工作手法如前所述，中国媒体与环保NGO的特殊关系使媒体成了环保NGO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借重媒体成为NGO重要的工作手法。地球村自 1996 年 4 月 22 日起在 CCTV-7 独立制作《环保时刻》。这个中国唯一的由民间环保组织制作的电视专栏每周播出一期，持续了 5 年。2001 年以来，改为在 CCTV-10 《绿色空间》和一些地方电视台不定期播出。地球村摄制组不仅着眼于中国的公民环保，还以草根组织特有的眼光，到十几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介绍国际环保经验。此外，和媒体合办环保栏目，成为媒体新闻素材的重要供给者都是很多NGO的工作内容。 主动联系媒体，是一个更普遍的做法。去年环保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方面，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已成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共识。79.4%的环保民间组织被媒体报道宣传过；90%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经常组织公众参与环保活动；63.4%的环保民间组织与学校有合作关系；41.7%的与研究机构有合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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